俗话说“少不读《水浒》”，兰波的作品也有点水浒味。它是很难让你安分的读物，即使没有杀富济贫的梦想，也要去试一试酒醉江湖的滋味。所以我反过来一想，年轻时如果不读一读兰波，又几乎是件不能原谅的事，就像青春年少却不想入非非一样。兰波有点像鲁智深。鲁智深打坏山门，吃狗肉，他不顾寺律庙规，图的是自在。兰波在学校墙上写下“杀死上帝”，他把道德看作是“精神上的懦弱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妄想狂））”，而“厌恶一切职业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坏血统））”作为象征，无非是想“在得救的同时保持自由（同上）”。自在只是物质生活，兰波要的并不是自在，他需求的自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暴食——通过暴食来证明精神的强大，以他的名作《元音》为例，他给元音赋上色彩，其实是给自己暴食的自由开了一场盛宴。兰波是暴食的，兰波的感官是暴食的。感官是兰波的元音。
把兰波和鲁智深比较，有点卡通化。这个突发奇想无疑是受到了兰波的一首诗《另一种形式的维纳斯》的影响，这首诗极像当今中国艺术界方兴未艾的“艳俗”美术品。这首诗像是对当代艺术的一个预言，所以这同一首诗，在东方版的《兰波作品全集》和浙江文艺版的《兰波诗全集》里就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果，像是两首诗。我本人更看重东方版的《兰波作品全集》，兰波的感官在其中是赤裸裸的。我并不在比较两个译本的优劣，我也没有这个能力，再说兰波也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保留翻译权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妄想狂））”。我想说的是因为兰波的暴食，使一些胃口不好的人感到了腹胀难受。
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想把兰波和李贺作些比较，原以为两人有关系，现在看来两人的关系也不大。李贺的诗是幻想的诗，兰波的诗是幻觉的诗。幻想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也总不脱人的心理这个可受控制的范围。幻觉却像是一种尚未找到病原体的病，更像是病理变化和反应。他们唯一有关系的地方，是他们都很短命，是他们都是天才，天才仿佛都必须早死，因为荔枝隔了夜难保新鲜。李贺临死时梦到被天堂招去，要他给新盖的白玉楼撰记，这几乎是对李贺诗的一个评价：李贺的诗有个向上的欲望。而在兰波的诗中，这个欲望或者说力量恰恰是与李贺背道而驰的，兰波朝下，兰波是一个想下地狱的人，这既不是他“杀死上帝”后的负罪感，也不是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使命感。兰波并不是能够承担使命感的人（想承担使命感更多的好像都是我们中国的作家），“其实我来自灵界，并不承担任何使命（见《彩图》（生命））”。兰波想下地狱的欲望和力量，在我看来，一是他叛逆的甚至是不无受虐倾向的天性，这在他早期的名作《奥菲利娅》和《醉舟》中就有所流露——流露出一种顺流而下的内心节奏，“下地狱将成为一种更深的乐趣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地狱之夜））”，他是把下地狱作为乐趣的；一是他对人性说不上是深刻的理解却充满激情的偏执的洞察，“人类忧郁而丑陋（见《太阳与肉身））”，“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坏血统））”，既然不想留在人间，也不想上天堂，那么可去的地方似乎只有地狱了。从兰波开始，诗人多了一条道路，就是下地狱的道路。
“在人间我已死去，人们不能再杀我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妄想狂））”，这不是怕，这是他的愤怒，只是兰波的愤怒看上去有点像怕，因为他的愤怒，与其说针对人类，不如讲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在“我不是理智的囚徒（见《地狱一季》（坏血统））”的时候，他愤怒自己成了幻觉的犯人。当这种愤怒越来越强烈以至迁怒到诗上，他就对创作本身发出了疑问。“从他湿乎乎的皮肤上扯下纯洁的黑袍（见《惩罚达尔杜夫》）”，兰波在惩罚达尔杜夫这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骗子的时候，他也拒绝自己成为一个打着艺术旗号的骗子。“让我们戳穿他们的骗局（见《铁匠》）”首先是戳穿自己的骗局。
当然，兰波放弃诗歌创作原因很多，但我想主要还是与他叛逆的天性有关。他用诗歌创作完成了他叛逆的天性的成长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，就只得对创作本身叛逆了。有点像“过河拆桥”——不是怕别人追上来，而是不给自己退路。
东方版的《兰波作品全集》还收录了兰波的日记书信等其他文体，在给他母亲和姐姐的一封信中，兰波写道：
“我必须将36，800法郎的支票拿到巴黎贴现国家银行去兑现。可是没有人能帮我做这件事。而我，一步也不能离开病床。我有钱却不能支取。怎么办呢？我的命真苦！”
读来令我感伤，他终究没有下成地狱，还是被人间留往了。人间使兰波这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，成为划地为牢的“地主”。
一百多年后我读兰波的诗歌，还是感到新鲜的。兰波的诗行像一条条肉感的纤维，闪射着微红的温度。兰波像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作家，他的作品虽然只构成我们的回忆——因为时过境迁，但在回忆之际，他身体上闪射的光芒，不是被照耀出的向日葵，而是自身涌来的源泉和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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